跳转到内容

社區衛生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社區衛生（英語：Community health）是公共衛生裡面的一個分支項目，重點是居住在當地的人口是影響到自己或是他人健康的決定因素，相對的，環境衛生（英语：environmental health）則側重在生態環境，及生態環境對居住在當地人口健康上的影響。

社區衛生是醫學和臨床科學中的主要研究領域，重點在維護、保護、和改善人群和社區的健康狀況。這是一個獨特的研究領域，可在公共衛生或環境衛生項下，做一個單獨的科目講授。世界衛生組織（ 簡稱為WHO）把社區衛生定義為：

對特定的人，在他們所居住特定的環境裡面，利用環境的、社會的、和經濟的資源，維持他們的情感上和身體上的健康，促進敬業樂群，並滿足需求。[1]

社區中所發生的醫療處置可分為三類：初級醫療衛生（英语：primary healthcare），二級醫療衛生，和三級醫療衛生（請參考醫療衛生中的英文secondary care及tertiary care）。每個類別，針對社區或者人群，有不同的關注程度和不同的處理方式。在美國，社區衛生的發展根植於初級醫療衛生所累積的成果。[2] 初級醫療衛生計劃的目的在減少危險因子，並推動促進健康，和預防疾病。二級醫療衛生與"醫院護理"有關，急診護理會在醫院裡面處理。三級醫療衛生，通常是指涉及疾病或殘疾處置的高度專業化的護理。

社區衛生計劃的成功，有賴於運用一對一，或一對多的溝通（大眾傳播），將資訊從醫事人員傳遞給普通大眾。最新的溝通方式是運用醫療衛生營銷（英语：health marketing）來促進及推廣正確的醫療衛生訊息。

衡量社區衛生

社區衛生通常由地理信息系統（簡稱為GIS）和人口學資料來衡量。當鄰里位置數據不足時，可以使用地理信息系統將其定義為子社區。[3] 傳統上，社區衛生是採用抽樣數據，然後將其與已有的完整數據作比較，例如國民健康採訪調查（英语：National Health Interview Survey）或國民健康與營養檢定調查（英语：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4] 隨著技術的發展，信息系統有能力為小型社區、城市、還有城鎮儲存更多數據；與人口普查數據不同的是，普查數據是根據總人口的大眾資料，來產生概括性小眾人口的信息。地理信息系統可提供更精確的社區資源信息，甚至細分到只包括街坊鄰居的層級。[5] 地理信息系統的易用性，加上在等級線性模型以及空間分析方法上的進展，使研究人員更易於取得和生成與一個建成環境相關的數據。[6]

社交媒體也可在衛生信息分析中發揮重要的作用。[7] 研究發現，社交媒體能夠影響人們，並改變其不健康的行為，並鼓勵人們採取能夠改善他們健康狀況的干預措施。[7] 社交媒體統計數據，加上和地理信息系統的結合，可為研究人員提供更完整的社區數據，讓他們更了解當地的健康和福祉狀況。[8][9]

社區衛生類別

初級醫療衛生和初級預防

社區的醫療衛生促進是強調初級預防，和針對社區人群的集體預防（傳統預防）。[10]社區衛生的目標是讓社區中的個人生活方式得到改善，或是能取得醫療衛生服務。初級醫療衛生由醫事人員提供（他們是患者最先見到的人員），醫事人員可能會將患者轉介到二級，或三級的醫療衛生層級。

初級預防是指及早避開，還有辨識出那些可能會導致某些疾病和殘疾的危險因素。社區衛生要做的工作，主要包括疫苗接種、課堂教學、和公眾宣傳活動，這都是社區可利用到的初級預防技巧，作為改變某些衛生行為的良好例證。經過精心的設計和制定的預防方案，可有效地預防兒童和青少年成長期間面臨的各種問題。[11] 前述的做法也適用於所有群體和階層的人。預防計劃是醫事人員可用來對個人、群體、以及社區衛生，產生重大影響的工具之一。[11]

二級醫療衛生和二級預防

個人環境得到改善，社區衛生也會跟著改善。社區衛生狀況取決於一個社區中的環境特徵、行為特徵、和社會凝聚力。[12] 對環境進行適當的修改，可以幫助避免不良行為，和不良衛生的後果。

二級預防指的是疾病或殘疾發生後，患者生活方式或環境的改善。這種預防措施可讓患者的生活更輕鬆，因為事實上疾病或殘疾已經發生，無法預防。二級預防的一個例子是，為那些職業傷害所產生下腰痛的人，提供防止其健康狀況繼續惡化的策略。在這個例子看來，二級預防的所能做的，甚至比一級預防的功效會更高。[13]

慢性病自我管理計劃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慢性病一直呈現不斷成長的趨勢，在2012年，美國有近50％的成年人受到它的影響。[14] 這些疾病包括有哮喘、關節炎、糖尿病、和高血壓。雖然這些症狀並無立即致命的風險，但它們給日常生活帶來沉重的負擔，無論是在社會上，都還是在經濟上，影響到個人、家庭、和所在社區的生活品質。處理慢性病的費用約占美國醫療衛生支出的70％，每年在此的花費高達近6,500億美元。

有不少，而且數目仍在增長的社區醫事機構，開始制定自我管理計劃，以協助患者正確地管理自己的行為，以及改變生活方式。[15] 這些預防性程序與臨床病人護理不同，可促使病人受到進一步教育，讓他們了解自己的的健康狀況，把健康擺在第一的行為納入自己的生活方式裡面。[16] 這些做法的特徵包括：

  • 將患有類似慢性疾病的患者分組，一起討論與疾病相關的事務和行為，以便改善整個群體的健康狀況
  • 透過日常疾病的監測，來提高患者改善的責任感
  • 開發廉價且大眾熟悉的慢性病自我管理計劃，用來幫助改善患者的整體健康狀況，及他們的生活品質，同時又耗用較少的醫療資源，例如就診，還有急診護理。[17][18]

此外，更好的自我監控技能可幫助患者有效的利用醫事人員的時間，最終是導致更好的護理效果。[19] 許多自我管理計劃是經過醫事人員進行，或者是經由醫事人員對罹患類似疾病的患者提供訓練。將患者領導的自我管理計劃，和專業領導的成果拿來比較，兩者尚無明顯差異。[18]

參與美國郊區慢性病自我管理教育計劃（簡稱為CDSME）的人口分佈圖，他們大約佔全國郊區人口的22.1%到24.4%。

關於這些管理計劃的功效，以及它們如何有效地影響患者的行為，以及患者了解他們自己的健康狀況，存有許多爭論。一些研究認為，自我管理計劃能有效改善患者的生活品質，並減少醫療衛生支出和就診次數。在2001年所做的一項研究，透過為期1年和2年的醫療資源利用和自我管理後，對患者的健康狀況作評估，以確定慢性病自我管理計劃的有效性。在對800名罹患各類型的慢性病（包括心臟病、中風、和關節炎）的患者作分析，研究發現在2年後，健康狀況有顯著改善，進入急診室，還有醫師就診次數也減少（1年後的結果也很顯著）。研究結論是，這些低成本的自我管理計劃，可減少醫療衛生服務的利用，並改善患者的整體健康。[20] 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之下的國家衛生院[21] 在2003年所做的另一項研究，對一項為期7週的慢性病自我管理計劃做分析（這計劃是在18歲以上，患有一種或多種慢性病的群體中進行），針對計劃的成本效益和健康功效。他們觀察到與上面所述的模式有類似的結果，例如健康狀況改善、進急診室和醫師就診次數的減少、醫院就診時間的縮短。他們還注意到，在測量住院費用，和急診室費用後發現，這種自我管理計劃帶來的節省為每人近489美元。[22]最後，在2005年所做的一項對於多個慢性疾病自我管理計劃的整合分析研究，這分析研究專門針對高血壓、骨關節炎、和糖尿病，對不同的干預組做比較以及對比。結論是糖尿病和高血壓的自我管理計劃，在整體健康上，有顯著臨床上的益處。[15]

另一方面，有些對慢性病自我管理計劃的研究發現，它們的的有效性乏善可陳。在之前的2005年，有個在澳大利亞的研究，發現對骨關節炎自我管理計劃的健康益處，以及所有計劃的成本效益沒有臨床上的益處。[15] 此外，在2004年，有一篇文獻評論，根據疾病種類，分析慢性病自我管理教育計劃的變異性，以及它們的重疊相似性，研究人員發現 "對某些慢性病，只有小，或者只有輕微的影響而已"，他們的建議是需再做進一步的研究。[16]

一些計劃正在尋求把自我管理計劃，整合到傳統的醫療系統中，特別是初級醫療衛生，以結合行為改善，並減少慢性病患者日益增加的就診機次數。[23] 但是，他們認為，嚴重的局限性會阻礙這些計劃發揮其全部潛力。慢性病自我管理教育計劃的局限性包括：[19]

  • 方案中少數族裔文化代表性不足
  • 自我管理計劃中缺乏醫學/衛生專業人士涉入（尤其是在初級醫療衛生的階段）
  • 在社區內推動這種計劃的方式過於低調
  • 聯邦/州政府未能提供足夠的經費
  • 慢性病患者參與度不足
  • 計劃本身的有效性/可靠性不確定

三級醫療衛生

在三級醫療衛生中，社區衛生受到影響的部分是人口中的某些患者需要被轉診給專家，接受更進一步的的治療。在某些國家裡，醫學專業的子專業人員比初級醫療衛生專家更多。[12] 醫療衛生資源不平等，與社會特權，和社會資源的分配方式有直接關係。[12]

以人為中心的初級醫療衛生護理，和傳統的醫療衛生護理不同之處 [24]
在診所或在醫院門診部的門診護理 疾病控制計劃 以人為中心的初級醫療衛生護理
重心在看病及治病 重心在需要優先處理的疾病 重心在醫療衛生的需求
關係僅在問診時發生 關係僅發生在執行的計劃上 維持持續的個人關係
陣發性的治療護理 針對特定計劃執行的疾病控制干預 全面性、持續性、以個人為中心的護理
責任僅在問診當時給予患者有效，安全的診斷 責任僅在針對特定群體中的特定疾病的控制 責任在於社區人們生命週期內的醫療衛生事項，責任在於解決針對健康不利的因素
使用者為接受護理的患者 人口群體是疾病控制干預的服務對象 在社區的人們是管理他們自身的醫療衛生事務的合作夥伴

社區衛生面臨的挑戰和困難

摘要的治理问题、治理的議題、策略、還有新的/老的問題。[25]
参见：具有文化適切性的醫療衛生（英语：Cultural competence in healthcare）

社區衛生的複雜性及其本身的各種問題，會讓研究人員難以評估和找出解決方案。結合社區參與的研究工作（英语：Community-based participatory research）（簡稱為CBPR）是結合社區的參與、探究、和採取行動的獨特替代方法。[26] 結合社區參與的研究工作，可幫助研究人員，從更廣泛的角度去解決社區問題，並與社區中的人們一起尋求結合文化的、有效、和可靠的方法和路徑。[26]

其他問題涉及醫療服務的取得，以及費用。世界上絕大部分的國家地區並沒有足夠的醫療保險覆蓋。[27] 在低收入國家，由公家/政府支付的醫療衛生經費低於總支出的40％。[27] 開發中國家的衛生部門無法將國家的主管部門，與地方政府，以及社區行動聯繫起來，因此社區衛生，甚至是全民衛生（英语：polulation health）都無法受到資助。[27]

在美國，《患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案》（簡稱為ACA，或是PPACA）通過後，把社區衛生中心的運作方式和既有政策做了改變，產生重大的影響。[28] PPACA透過增加經費，擴大聯邦醫療補助（簡稱為Medicaid）保險覆蓋的範圍、改革支付系統、撥款15億美元來增加人力和促進訓練，直接對社區衛生中心發生影響。[28] PPACA所造成的影響、重要性、和成功程度仍在研究之中，結果可用來確定社區衛生的標準，以及個人的健康如何受到這個法案的影響。

南半球的社區衛生

南半球地區接觸到社區衛生的機會，會受到地理位置的可及性（從服務點到用戶的實際距離）、可用性（適當的護理類型、服務提供者、和藥物器械）、財務可及性（患者購買的意願和能力）、和可接受性（服務提供者對患者的本身，以及患者所屬社區的社會和文化規範的回應）[29]。流行病學轉變現象正促使開發中國家在疾病上的負擔，由傳染病轉移到非傳染病，但在南半球的部分地區，例如南亞、中東、和撒哈拉以南非洲，這種轉變仍處於早期的階段。[30]開發中國家的兩種現象給位於南半球，醫療衛生服務不足的社區造成"醫療貧困陷阱"-一是引入公共醫療衛生服務要收取費用，二是患者支付自付費用來取得私人醫療衛生服務。[31]南部非洲的中低收入社區利用私營醫療衛生服務治療諸如瘧疾、結核病、和性傳染病的情況日漸增多。[31]這種護理的特點是取得更靈活、等待時間更短、選擇更多。服務於低收入社區的私人醫療衛生提供者通常不具執照，也未受過訓練。一些政策制定者建議開發中國家的政府利用培養私人服務提供者，來擺脫由國家提供醫療服務的責任[31]。

社區衛生經常被用為公共醫療衛生的干預措施，以便社區有能力能自力更生，並能控制影響健康的因素。[32] 社區衛生工作者能利用他們的一手經驗，或者當地的知識，在科學家和政​​策制定者設計衛生干預措施時，提供補充的信息。[33] 事實證明，透過降低營養不良比率、改善母嬰健康、以及預防和管理愛滋病，這些社區衛生工作者所做的干預，可改善開發中國家的初級醫療衛生，和護理品質。[34] 社區衛生工作者還被證明可以通過改善糖尿病、高血壓、和心血管疾病患者的臨床治療成果，而增強慢性疾病的管理。[34]

南半球的貧民窟居民面臨由於暴力，和道路交通事故引起的傳染病、非傳染疾病、還有傷殘的威脅。[35] 在城市內所做的參與性，多目標的貧民窟的改造，大幅把影響到有關健康的社會因素（例如安全住房、食物獲取、政治和性別權利、教育、和就業狀況）改善。人們正致力，讓城市貧民參與項目和政策的設計與實施。經由各國的貧民窟升級，各國體認到並承認城市窮人的權利，以及滿足他們在基本服務上的需求。升級的範圍從小規模的部門特定項目（如供水龍頭，鋪砌道路）到綜合性住房，和基礎設施項目（即自來水，下水道）不等。其他項目則是把社會計劃中的環境互動，和政治授權結合在一起。最近，貧民窟改造項目也可避免居民在改造過程中發生流離失所的情況，並注意到有關適應氣候變遷的新問題。透過讓貧民窟居民得到身份及居住權的合法化，貧民窟改造可以替代貧民窟的拆除，而改造本身可以解決社區人口健康的結構性因素。[35]

學術資源

  • 衛生服務研究與政策雜誌（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and Policy），Sage Publications。 ISSN 1758-1060（電子版）ISSN 1355-8196（紙版）。
  • 健康交流與讀寫能力：帶註釋的書目（Health Communication and Literacy: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魁北克讀書識字中心（Centre for Literacy of Quebec）。 ISBN 0968103456。

參見

参考文獻

  1. ^  . A discussion document on the concept and principles of health promotion. Health Promotion. May 1986, 1 (1): 73–6. PMID 10286854. doi:10.1093/heapro/1.1.73. 
  2. ^ Goodman RA, Bunnell R, Posner SF. What is "community health"? Examining the meaning of an evolving field in public health. Preventive Medicine. October 2014,. 67 Suppl 1: S58–61. PMC 5771402 可免费查阅. PMID 25069043. doi:10.1016/j.ypmed.2014.07.028. 
  3. ^ Elias Mpofu, PhD. Community-oriented health services : practices across disciplines. Mpofu, Elias. New York, NY. 2014-12-08. ISBN 9780826198181. OCLC 897378689. 
  4. ^ Chapter 36. Introduction to Evaluation | Community Tool Box. ctb.ku.edu. [2018-03-0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1-24）. 
  5. ^ Pearce J, Witten K, Bartie P. Neighbourhoods and health: a GIS approach to measuring community resource accessibility.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and Community Health. May 2006, 60 (5): 389–95 [2020-03-26]. PMC 2563982 可免费查阅. PMID 16614327. doi:10.1136/jech.2005.04328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3-26）. 
  6. ^ Thornton LE, Pearce JR, Kavanagh AM. Us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 to assess the role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in influencing obesity: a glossary.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Nutrition and Physical Activity. July 2011, 8: 71. PMC 3141619 可免费查阅. PMID 21722367. doi:10.1186/1479-5868-8-71. 
  7. ^ 7.0 7.1 Korda H, Itani Z. Harnessing social media for health promotion and behavior change. Health Promotion Practice. January 2013, 14 (1): 15–23 [2020-03-26]. PMID 21558472. doi:10.1177/152483991140585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4-18）. 
  8. ^ Stefanidis A, Crooks A, Radzikowski J. Harvesting ambient geospatial information from social media feeds. GeoJournal. 2013-04-01, 78 (2): 319–338. CiteSeerX 10.1.1.452.3726 可免费查阅. ISSN 0343-2521. doi:10.1007/s10708-011-9438-2. 
  9. ^ Ghosh DD, Guha R. What are we 'tweeting' about obesity? Mapping tweets with Topic Modeling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Cartography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 2013, 40 (2): 90–102. PMC 4128420 可免费查阅. PMID 25126022. doi:10.1080/15230406.2013.776210. 
  10. ^ Merzel C, D'Afflitti J. Reconsidering community-based health promotion: promise, performance, and potential.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April 2003, 93 (4): 557–74. PMC 1447790 可免费查阅. PMID 12660197. doi:10.2105/AJPH.93.4.557. 
  11. ^ 11.0 11.1 Nation M, Crusto C, Wandersman A, Kumpfer KL, Seybolt D, Morrissey-Kane E, Davino K. What works in prevention. Principles of effective prevention programs. The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3, 58 (6–7): 449–56. CiteSeerX 10.1.1.468.7226 可免费查阅. PMID 12971191. doi:10.1037/0003-066x.58.6-7.449. 
  12. ^ 12.0 12.1 12.2 Barbara S. Primary care : balancing health needs, services, and technology Rev.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ISBN 9780195125436. OCLC 38216563. 
  13. ^ Frank JW, Brooker AS, DeMaio SE, Kerr MS, Maetzel A, Shannon HS, Sullivan TJ, Norman RW, Wells RP. Disability resulting from occupational low back pain. Part II: What do we know about secondary prevention? A review of the scientific evidence on prevention after disability begins. Spine. December 1996, 21 (24): 2918–29. PMID 9112717. doi:10.1097/00007632-199612150-00025. 
  14. ^ Chronic Disease Overview | Publications | Chronic Disease Prevention and Health Promotion | CDC. www.cdc.gov. 2017-10-02 [2018-03-1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3-13） （美国英语）. 
  15. ^ 15.0 15.1 15.2 Chodosh J, Morton SC, Mojica W, Maglione M, Suttorp MJ, Hilton L, Rhodes S, Shekelle P. Meta-analysis: chronic disease self-management programs for older adults.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September 2005, 143 (6): 427–38. PMID 16172441. doi:10.7326/0003-4819-143-6-200509200-00007. 
  16. ^ 16.0 16.1 Warsi A, Wang PS, LaValley MP, Avorn J, Solomon DH. Self-management education programs in chronic diseas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hodological critique of the literature. 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 2004-08-09, 164 (15): 1641–9. PMID 15302634. doi:10.1001/archinte.164.15.1641. 
  17. ^ Bene BA, O'Connor S, Mastellos N, Majeed A, Fadahunsi KP, O'Donoghue J. Impact of mobile health applications on self-management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protocol of a systematic review. BMJ Open. June 2019, 9 (6): e025714 [2020-03-26]. PMC 6597642 可免费查阅. PMID 31243029. doi:10.1136/bmjopen-2018-02571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3-26）. 
  18. ^ 18.0 18.1 Lorig KR, Sobel DS, Stewart AL, Brown BW, Bandura A, Ritter P, et al. Evidence suggesting that a chronic disease self-management program can improve health status while reducing hospitalization: a randomized trial. Medical Care. January 1999, 37 (1): 5–14 [2020-03-26]. JSTOR 3767202. PMID 10413387. doi:10.1097/00005650-199901000-000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4-18）. 
  19. ^ 19.0 19.1 Jordan, Joanne. Chronic disease self-management education programs: challenges ahead (PDF). Medical Journal of Australia. November 15, 2006, 186 (2): 84–87 [2020-03-26]. doi:10.5694/j.1326-5377.2007.tb00807.x.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8-04-05）. 
  20. ^ Lorig KR, Ritter P, Stewart AL, Sobel DS, Brown BW, Bandura A, et al. Chronic disease self-management program: 2-year health status and health care utilization outcomes. Medical Care. November 2001, 39 (11): 1217–23. JSTOR 3767514. PMID 11606875. doi:10.1097/00005650-200111000-00008. 
  21. ^ 存档副本. [2020-03-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0-02）. 
  22. ^ Lorig KR, Sobel DS, Ritter PL, Laurent D, Hobbs M. Effect of a self-management program on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 Effective Clinical Practice. November 2001, 4 (6): 256–62. PMID 11769298. 
  23. ^ Leppin AL, Schaepe K, Egginton J, Dick S, Branda M, Christiansen L, Burow NM, Gaw C, Montori VM. Integrating community-based health promotion programs and primary care: a mixed methods analysis of feasibility. BMC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January 2018, 18 (1): 72. PMC 5793407 可免费查阅. PMID 29386034. doi:10.1186/s12913-018-2866-7. 
  24. ^ Chapter 3: Primary care: putting people first. www.who.int. [2018-03-0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2-24）. 
  25. ^ Weiner BJ, Alexander JA. The challenges of governing public-private community health partnerships. Health Care Management Review. 1998, 23 (2): 39–55. PMID 9595309. doi:10.1097/00004010-199804000-00005. 
  26. ^ 26.0 26.1 Minkler M. Community-based research partnership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Journal of Urban Health. June 2005, 82 (2 Suppl 2): ii3–12. PMC 3456439 可免费查阅. PMID 15888635. doi:10.1093/jurban/jti034. 
  27. ^ 27.0 27.1 27.2 Organization, World Health. World health statistics. 2016, Monitoring health for the SDG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eneva, Switzerland. 2016-06-08. ISBN 978-9241565264. OCLC 968482612. 
  28. ^ 28.0 28.1 Rosenbaum SJ, Shin P, Jones E, Tolbert J. Community Health Center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Health Reform. Health Sciences Research Commons. 2010 [2020-03-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3-26） （英语）. 
  29. ^ Peters DH, Garg A, Bloom G, Walker DG, Brieger WR, Rahman MH. Poverty and access to health car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2008-07-25, 1136 (1): 161–71. Bibcode:2008NYASA1136..161P. PMID 17954679. doi:10.1196/annals.1425.011. 
  30. ^ Orach, Christopher. Health equity: challenges in low income countries. African Health Sciences. October 2009, 9: 549–551. PMID 20589106. 
  31. ^ 31.0 31.1 31.2 Whitehead M, Dahlgren G, Evans T. Equity and health sector reforms: can low-income countries escape the medical poverty trap?. Lancet. September 2001, 358 (9284): 833–6. PMID 11564510. doi:10.1016/S0140-6736(01)05975-X （英语）. 
  32. ^ Hossain SM, Bhuiya A, Khan AR, Uhaa I.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its impact on health: South Asian experience. BMJ. April 2004, 328 (7443): 830–3. PMC 383386 可免费查阅. PMID 15070644. doi:10.1136/bmj.328.7443.830. 
  33. ^ Corburn, Jason. Street science : community knowledge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justi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5. ISBN 9780262270809. OCLC 62896609. 
  34. ^ 34.0 34.1 Javanparast S, Windle A, Freeman T, Baum F. Community Health Worker Programs to Improve Healthcare Access and Equity: Are They Only Relevant to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Policy and Management. July 2018, 7 (10): 943–954. PMC 6186464 可免费查阅. PMID 30316247. doi:10.15171/ijhpm.2018.53. 
  35. ^ 35.0 35.1 Corburn J, Sverdlik A. Slum Upgrading and Health Equ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March 2017, 14 (4): 342. PMC 5409543 可免费查阅. PMID 28338613. doi:10.3390/ijerph14040342. 

延伸閱讀

  • Agafonow, Alejandro. Setting the bar of social enterprise research high. Learning from medical science.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8, 214: 49–56. PMID 30149199. doi:10.1016/j.socscimed.2018.08.020. 
  • John Sanbourne Bockoven (1963). Moral Treatment in American Psychiatry,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缺少ISBN]

外部連結

检索自“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社區衛生&oldid=80700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