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了
《我来了》是1958年诞生的中国陕西安康民歌。
原文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历史
《我来了》由《安康报》报人于邦彦从安康民谣加工而成,首次发表于1958年2月19日的《安康报》。于邦彦文革时死于狱中。[1]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搜集民歌,导致了“1958年新民歌运动”。新民歌运动中最著名的民歌选集是由郭沫若、周扬主编的《红旗歌谣》,收集了300首民歌,将《我来了》作为压卷之作。[2]中国雕塑家刘士铭受《我来了》启发,创作了雕塑《劈山引水》。劫夫为《我来了》谱曲。[3]
评论
周扬:“在不少的新民歌里,就突出地表现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改造世界、征服自然的雄伟决心。”“这个‘我’自然不是‘小我’而是‘大我’,是集体农民的总称,所以才有那样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4]
邓拓:“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的人民群众再也不会迷信玉皇上帝,再也不会去向老天爷祈求丰年了。我们的人民群众用自己宏亮的声音,到处唱出了这样的新歌谣”。[5]
张炯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这是《红旗歌谣》中一篇评价很不一致的有名作品,曾被视为‘瞎指挥’、‘浮夸风’等主导的‘大跃进’民歌之一。但实事求是地看,它并非属歌颂‘浮夸风’者一类,而是表现了正常的英雄气概、劳动者理想的民歌。其中的‘我’是强大劳动集体的代表。在兴修水利劳动中,“喝令三山五岭开道”这样的豪情,人民群众可能有,应该有。抒情主人公否认玉皇、龙王的说法,并认为,如果有,那么就是他。作品旨在歌颂新时代劳动集体的伟大力量,表现意识到这一力量的人民群众不迷信神仙而执意把改造山河的希望寄托在自己努力奋斗上的豪迈气概,暗示人类劳动能让三山五岭开道的理想。”[6]
王新民:“在这一类作品中,即使一向被人称道的《我来了》这样的诗,它一方面反映了人民群众要做自然主人的迫切愿望和坚强信念。表现人民群众征服自然的豪情和干劲,但诗中又流露出对困难估计不足。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实际上是在宣扬人可轻而易举地把愿望变成现实。这既助长了浮夸风的发展,又开创了超现实的人物形象的先河。”[7]
张枣:“透着乌托邦的迷狂,这里的‘我’被塑造成了一种无所不能的超人形象,时间、自然法则和命运全都奈他不得。但这个‘我’也失掉了他的独特性,充当了集体形象的化身。这样的一种诗学,所带来的看待自己和现实的眼光都是假的,这种眼光,终将导致悲剧发生。甚至就连这首诗和这个“我”的诞生本身都是集体造假的结果:开头的两句是哪个农民开垦荒地的时候随便哼哼的,被某个到乡下收集民歌的诗人无意间听到了,添上了后面两句,就把整首诗投给了一家报社。而报社编辑又做了一番“润色”,增加了最末两句(参见赵毅衡《村里的郭沫若:读《红旗歌谣》,《今天》1992年第2期[註 1])。“大跃进’最流行的一首民歌就这样诞生了。”[10]
注释
参考
- ^ 李大斌,王帅,陈圣强. “我来了”气壮山河:谁在陕西留下这样的诗句——中国当代民歌史上的疑案解密. 陕西日报. 2010-02-05.
- ^ 寻找安康民歌《我来了》(图). 华商网-华商报. 2015-01-26 [2024-07-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4-07-28).
- ^ 李劫夫. 劫夫歌曲选 简谱本.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64: 313.
- ^ 周扬. 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 谢冕总主编;吴思敬本卷主编 (编). 中国新诗总论 3 1950-1976. 银川: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9: 259. ISBN 7-5360-2841-5.
- ^ 邓拓. “玉皇”的生日. 邓拓全集 第3卷 杂文卷.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2: 259. ISBN 7-5360-2841-5.
- ^ 张炯主编. 中国当代文学史 上.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 327. ISBN 7-5594-1979-8.
- ^ 王新民. 一九五八年民歌创作中的反现实主义倾向. 浮想的流星. 徐州: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1993: 55.
- ^ 赵毅衡. 重读《红旗歌谣》:试看“全民合一文化”. 礼教下延之后 文化研究论文集.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3: 26.
据何其芳介绍,其中最有名的那首是这样产生的:一个农民说“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有人补上二句“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寄给报社。编辑又加二句:“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何其芳《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文学艺术的春天》,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
- ^ 何其芳. 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 谢冕总主编;吴思敬本卷主编 (编). 中国新诗总论 3 1950-1976. 银川: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9: 328.
我这次外出参观,西安有一位同志告诉我,这首群众诗歌的产生的经过是这样:“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这两句原来出于关中。流传到安康,就增加了第三四句:“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有人把它投到报纸编辑部,报纸的编辑觉得意思未完,就提起笔来加了最后两句。这个事实更容易使人理解,为什么这首群众诗歌忽然以两句自由诗收尾了。
- ^ 张枣著;颜炼军编. “假大空”诗学. 张枣诗文集:现代性的追寻 诗论卷 1.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21: 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