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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目講述重慶文化大革命運動史。

前期

重慶市委報經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批准，於1966年6月21日將重慶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鄭思群定性為「黑幫」，責令其「停職檢查」，並在6月22日在《重慶日報》上公開點名批判。同時，還派出由副市長余躍澤為組長，五十四軍副政委鍾池為政委，共青團重慶市委書記崔成禮為副組長的300人的龐大工作組進駐重慶大學，領導「抓鄭思群黑幫」，讓校、系兩級領導幹部90%以上「靠邊站」，發動師生員工揭發批判。

1966年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彭真的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和市長職務；6月4日《人民日報》公佈中共中央改組中共北京市委的決定。不久，7月1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論刊物《紅旗》雜誌，不經過任何組織手續，採用在文章的註釋裏點名的手法，批判了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處書記、中共重慶市委第一書記兼重慶市市長任白戈。

重慶許多幹部紛紛打電話詢問市委：被中央點名的任白戈是不是重慶的領導人任白戈，市委無法回答。7月8日，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廖志高趕到重慶，在潘家坪高幹招待所召開市委會議，傳達由陶鑄通報的、鄧小平主持的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後的意見：任白戈的錯誤是30年代的問題，60年代的工作還是好的。隨即，任白戈以「請假檢查」名義離開工作。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結束後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就被迫在重慶市大專院校師生代表會議上，代表西南局和四川省委宣佈了將任白戈「罷官」的決定。

1966年8月2日凌晨，鄭思群被發現在工作組的「監護」的重慶大學松林坡專家招待所用剃鬚刀片割破頸動脈自殺身亡。按當時「自殺等於叛黨」的習慣認識，重慶市委匆忙宣佈開除鄭思群黨籍。鄭思群平時工作作風樸實，平易近人，與學生關係很好。重慶大學許多師生感到震驚和悲憤不平。8月3日，重慶市委在重慶人民大禮堂召開全市大專院校和中學文革積極分子大會，正式傳達北京新市委於7月29日召開的大、中學校文革積極分子大會精神和毛澤東有關撤銷工作組的指示。大會尚未結束，重大學生就已聞訊在校內寫出大標語：「擁護黨中央，擁護毛主席，趕走工作組，自己鬧革命！」當晚，重大校園裏出現了《就鄭思群自殺事件給西南局、李政委的一封信》等要求重新審查鄭思群死亡事件的大字報，對市委工作組表示公開抗議。

8月13日，重慶大學學生周孜仁起草《致全市大專院校革命同志的一封公開信》，號召向重慶市委造反，得到重大全校數千人的簽名響應。

      因对工作组评价上的分歧，与重庆大学同在沙坪坝区的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现重庆师范大学）学生中出现两派对立，反工作组一派处于劣势。
      鉴于此，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的“轻骑”、“排炮”两个小组派出代表，向反工作组观点占绝对优势的重庆大学师生求援。
      8月15日，重庆大学数千师生，顶着烈日，前往师专声援。他们被保工作组一派群众围在暑气逼人的师专操场上，双方召开激烈辩论，引来师专附近的学生、工人、机关干部和居民上千人围观，他们也带着不同观点前来加入辩论或看热闹。这样，出现了文革爆发以来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在双方坚持的过程中，重大师生和师专文革筹都不断派出代表，到重庆市委反映情况，要求市委领导到场解决问题，但市委一直不予答复。直到傍晚，重大师生派出的代表向市委提出三点强硬要求：一、如果你们认为我们的行动符合毛泽东思想，那么就请你们到师专去；如果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不去；二、我们的通知挨饿、晒太阳，如果出了问题，完全由你们负责；三、如果你们实在不去，我们的4000革命师生全部到市委来。

在這樣的「最後通牒」特別是後兩條的要挾下，市委書記處不得不派出書記處書記、副市長辛易之前往師專現場處理情況。辛易之到師專後，重大師生要他回答「今天發生的事件是不是革命事件？」、「市委抽調大批學生下鄉勞動、搞四清運動，是不是錯誤的？」等問題，並要求對師專的一些人用「不受歡迎」四個字與毛主席像爭高低的「反革命行為」作出嚴肅處理。

      辛易之当然既不能回答这些，又不可能对所谓“反革命行为”作什么处理。他含含糊糊，环顾左右而言他，并说如果大家心中有气，可以对他撒等等。讲完之后，就准备离开。
      辛易之不得要领的讲话，让参会群众非常不满。当他钻进专车后，被激怒的群众，便围住专车不让走。这就形成了重庆第一次造反派师生与市委领导当面争执、对峙，或者说“围攻市委书记处书记”、“向市委造反”的局面。
      事后，重庆造反派便将这一天视为造反开始纪念日，造反派亦被称作“八一五派”。重庆大学造反派师生成立的组织就取名为“八一五战斗团”。

黨委求「炮轟」

      1966年8月17日，毛泽东所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传达到全国县、团级单位领导层。
      8月20日，重庆市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庆祝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
      8月25日，中共重庆市委为贯彻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召开了各大专院校文革筹委会代表和学生代表“炮轰市委”会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部长刘文珍，代表西南局到会讲话，号召“集中火力，炮轰市委”。地方干部都发出“炮轰”、“炮打”的号召，早已习惯于“党叫干啥就干啥”的青年学生，开始积极行动起来。

自1966年8月中下旬以來，重慶群眾便因對「文化大革命」的不同認識而分裂成為兩大派，一派是以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為首的造反派，與之相對立的另一派即當時所謂的「保皇派」或「保守派」。他們同廣大領導下部一樣，對這場文化大革命運動很不理解，加上運動初期批判「三家村」時的許多做法及輿論導向使他們誤認為這是又一場類似於反右派那樣的政治運動，便旗幟鮮明地站到了造反派的對立面。

8月28日，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的一部分紅衛兵到江北區宣傳鼓動，遭到群眾和當地政府的對立。為了穩住重慶，李井泉帶了掛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西南局宣傳部副部長劉文珍和四川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燕漢民等坐鎮重慶，協助市委工作，當時廣大幹部和群眾都是以反右派運動時的認識和經驗來對待這場運動的；為了防止紅衛兵的造反行動打亂工廠生產秩序，影響生產，在9月初，李井泉向中共重慶市委領導提議，可以仿照革命歷史上的傳統工人組織，建立工人糾察隊，以搞好生產、搞好「文化大革命」。並要求先試點。重慶市委部署給工交、兵工、基建三個政治部，並在中梁山煤礦試點，工交政治部發了試點經驗介紹。這樣自上而下地在全市工礦企業中很快建立起了工人糾察隊。

1966年9月中旬，重慶全市性的工人糾察隊總部已建立起來。由於是通過尚在正常運轉的各級中共組織和各地各單位公安保衛部門發起，工人糾察隊迅速發展成為一支無可匹敵的力量，其人數之多，組織機構之健全，乃至旗幟、袖章、宣傳品之精美，都是當時其他自發性的群眾造反組織無法相比的。而且工人糾察隊中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多，老工人多，勞動模範多，生產骨幹多，在群眾中的影響大。他們的立場從一開始就與造反派尖銳對立。

然而，工人糾察隊很快便發現文化大革命並非反右派運動，處境日益被動。造反派的政治地位卻不斷得到提高。更使工人糾察隊氣餒的是，以「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基本精神的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後，「炮打司令部」，支持造反派，已是大勢所趨。運動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牛鬼蛇神」的群眾紛紛獲得平反，而各級黨委則紛紛檢討自己「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甚至劉少奇、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檢查也被紅衛兵印成了傳單，到處散發。工人糾察隊陷人了困境。

一二·四事件

11月28日，重慶城內各交通要道、車站碼頭，到處張貼出了重慶工人戰鬥軍司令部定於12月4日在重慶市體育場召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深入揭發批判西南局、省市委所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的海報。這一海報卻引起各方關注，爭取政治上的主動，工人糾察隊總部決定貫徹中央工作會議精神，接過「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旗幟，同時更新組織名稱，重整旗鼓，以利再戰。而重慶造反派和首都三司等外地駐渝紅衛兵都認定這個大會是「陰謀」、是「假批判、真包庇」，決定要對大會造反。

中共重慶市委對「一二四」大會可能導致群眾衝突擔憂。11月30日在潘家坪，12月1日在小溫泉召開的幹部會上，市委領導就談到一定要說服工人戰鬥軍不開這個大會，如果他們一定要開，就通知各單位的工人糾察隊不去參加。12月2日上午，市委兩位領導人在重慶鋼鐵招待所約見工人戰鬥軍司令部負責人，勸告他們，目前少數派與多數派有對立情緒。如開大會，少數派來沖會場，則很可能發生衝突，所以12月4日的大會切不要召開。但工人戰鬥軍負責人表示大會非開不可，只是保證絕對不發生衝突。當天下午，市委即在電話上通知各部委和各區委，一定通知所屬各單位的工人糾察隊，不參加12月4日大會。但是市委文革辦公室負責人仍多次勸說工人戰鬥軍負責人不開大會，結果無效。

而在中共重慶市委勸說工人糾察隊停開大會的同時，造反派則加緊了對大會造反的策劃。12月3日上午，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為首的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召開廠八一五派（即重慶造反派）聯席會議，制定了對大會造反的方案，並決定如果到主席台發言造反不成，則將隊伍拉到市中心解放碑另行召開真批判大會，與工人糾察隊的假批判形成對比，爭取中間群眾。但是另一些人卻認為這一計劃太「溫良恭儉讓」。當天下午和晚上，工人造反軍總部和首都三司駐渝聯絡總站等組織的少數領導又制定了另外兩套強行衝擊會場的造反方案，還特別安排了要在主席台後邊馬路上先停放三輛救護車以運送傷員。

12月4日，人們便從四面八方湧向重慶市體育場。到會者除了來自各地區各單位的工人糾察隊外，還有他們請來的同樣反對造反、同樣是由「官方」組建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赤衛軍、文藝兵等，當時這些組織被造反派統稱為「保皇四軍」、他們都已聽說造反派要來沖會場的傳言，早已是義憤填膺，嚴陣以待，為防止造反派的破壞，工人戰鬥軍司令部還組織起了數千入的大會糾察隊伍，層層設防。

大會剛剛開始，發言尚未進行，還沒有任何依據可以說明這次大會是「假批判真包庇」，造反派就藉口「主席團成員未介紹家庭出身」開始造反了。本來，無論大會發言還是街頭辯論，首先自報家庭出身，這是「文化大革命」初期「血統論」流行時的一個不成文規矩，若是「出身不好」，馬上便會被轟下台去。先期進入會場的造反派人數雖少，但卻是最具有造反精神的青年學生和青年工人，他們搖旗吶喊，拼命向主席台衝擊。被阻隔在會場外的造反派大隊人馬，聞知場內已經起事，便也奮力向場內發起衝擊。

為了儘量制止衝突，中共重慶市委事前已派了市「文革」辦公室幹部到會場了解情況，打聽了體育場各側門出口是否暢通。為了及時掌握情況，市委「文革」辦公室還架設了專線電話。衝突發生後，被派到會場觀察的「文革」辦公室下部——方面竭力勸說雙方停止鬥毆，一方面打電話向市委反映。市委當即派了一位書記處書記和「文革」辦公室負責人趕到現場做勸解工作，並要求把所有的門都打開，迅速疏散群眾。由於重慶市委的干預，這場持續兩小時左右的大規模流血衝突總算平息下來。但是會場外的武鬥卻又蔓延。兩派群眾都被「慘案」所激怒，或出於報復，或為廠抓「兇手」，掀起了打、砸、搶、抄、抓的狂潮。至此，局面完全失控。

當天下午，造反派就舉行了抗議集會和遊行，第二天又在體育場召開了控訴大會，重慶大學八一五代表在大會上說：「西南局、省市委中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陰謀策劃其御用工具——重慶工人糾察隊、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赤衛軍，赤膊上陣，拳打足踢，揮戈揚矛，大打出手：他們用鋼釺、木棍、鐵錘、鐵矛、旗杆、主席語錄牌……等等，打死打傷造反派二百餘人，造成世所罕見的流血慘案。」有關「工糾打死造反派」的所謂「目擊者」的揭發、控訴也大量出現在傳單、小報和大字報上。

此時造反派也力圖以「一二·四事件」為突破口一舉搞垮保守派，並進而搞垮市委。於是，造反派便——心要證實「工糾打死造反派」的說法，到處搜尋證據。有人傳出重慶市市委要毀屍滅跡」的謠言，造反派便馬上派人到市郊石橋鋪火葬場去將正待火化的14具屍體「查封」。一些造反組織還在交通要道口設下檢查站，檢查是否有人轉移屍體。造反派組織了龐大的調查團，從數十人發展到近300人，大部分是充滿革命激情的年輕人，相信了「工糾打死造反派」的傳言才來參加調查的，但是卻一無所獲。

這時，一批造反派與北京大學、北京航空學院、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等外地駐渝紅衛兵一起，採取了一個在造反派內部也遭到不少人反對的極端作法：於12月6日下午從火葬場強行搶走了4具屍體，連同當晚從一家醫院搶出的1具屍體一起，作為「叮疑屍體」，開始在體育場展出。但因造反派內部分歧，體育場的屍體展覽草草結束，一些造反派又將5具屍體強行抬進中共重慶市委院內，抬到市委辦公廳樓上機要室屋裏，陳放於辦公桌和值班床上，以此進行要挾，要市委交出所謂「黑材料」。後來通過一些紅衛兵出面工作，好不容易才說服他們將屍體抬走。一二四事件發生後，外地赴渝紅衛兵兵早巳將輿論散到全國。參加了此次造反派運動的學生群眾，並在1966年12月17日，匯集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大會去宣傳。

到1967年1月，保守派在重慶基本上分崩離析，造反派組織佔據了文革舞台。

1967年1月2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人民日報》1月22日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

武鬥

主條目：重慶大武鬥

埋葬有重慶大武鬥死難者的重慶文革墓群

1967年6月5日至8日，「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兩派數千人參加西南師範學院武鬥，被視為重慶大武鬥的序幕。7月7日，兩派武鬥在嘉陵江大橋南橋頭打響了「第一槍」。7月8日，兩派在紅岩柴油機廠武鬥，死9人，抓走近200人。7月25日，兩派在重慶工業學校武鬥，八一五派動用槍支攻佔了重慶工業學校，反到底派軍工井岡山總部勤務組得知後，決定下發槍支。由於局面不利，有五十四軍支持的八一五派開始從軍隊「搶」槍。

8月5日，兩派在建設機床廠清水池大規模武鬥，動用了坦克、高射機槍等武器。死亡22人，傷者多人。8月8日，望江機器廠的反到底派用改裝的三艘炮船組成艦隊，沿長江炮擊了東風造船廠、紅港大樓、長江電工廠及沿江船隻，打死24人，傷129人，沉船3艘，重創12艘，長江航運因此中斷。當時被稱為「重慶八八海戰」。

8月12日，兩派在嘉陵機械廠大規模武鬥，直接參戰人員上千名，支援人員上萬。動用槍炮、坦克、戰車，死亡數十人，傷600餘人。8月13日，望江機械廠武鬥，打死4人。8月14日，兩派在嘉陵大橋武鬥，打死11人，傷多人，重慶市第二輕工業局辦公大樓及重慶市六中學生宿舍、嘉陵印刷廠廠房和部分設備被燒毀。8月18日至8月20日，兩派在沙坪坎潘家坪地區大規模武鬥，動用坦克、裝甲車、高射重機槍。死亡128人，傷者無數。8月22日，兩派在南岸區上新街武鬥，死22人，傷數十人。同日，重慶警備司令部3輛小車途經山城寬銀幕電影院時，被武鬥組織伏擊，打死1名處長，打傷5人。8月23日，北碚區歇馬場武鬥，打死40人。8月28日，北碚區3000餘人在歇馬場424部隊駐地發生大規模武鬥，死亡40人。8月中下旬，兩派在楊家坪大規模武鬥，參戰人數4000多人。經過一周武鬥，楊家坪半數房屋被毀，死亡200餘人。9月上旬，《九五命令》發佈後，武鬥有所緩和。10月27日，解放軍通訊兵工程學院警衛連駐地武鬥，打死32名學院成員及群眾，受傷53人。

1968年3月中旬，長壽縣雲台處的川東北石油處本部武鬥，持續六天七夜，打死40人。4月28日，長安機器廠因武鬥（雙方動用輕重機槍、坦克、大炮等）大火，重慶市消防大隊救火途中被槍擊，打死9人，打傷30餘人，3輛消防車受損。7月，江陵機械廠武鬥，大批人員傷亡。5月2日，重慶警備區司令部發出通告，重申《九五命令》和國務院總理周恩來4月份的兩次指示，嚴令各派全部上繳武器彈藥，解散武鬥組織，否則就強制取締。由此，兩派的專業武鬥隊陸續解散。10月15日，重慶市革命委員會在人民大禮堂舉行「兩大派革命群眾組織撤銷總部，掀起斗、批、改新高潮誓師大會」，宣告自即日起撤銷兩派各自的總部。 重慶大武鬥由此結束。

據官方資料記載，1967年夏至1968年夏，重慶地區武鬥31次，使用槍、炮、坦克、炮船等軍械兵器24次，導致645人死亡。據曾鍾、陳曉文估計，僅重慶文革墓群一處就埋葬有武鬥死難者四百餘人。據《重慶公安大事記（1949-1997）》記載，全市共發生較大武鬥殺人事件22起，被抓後殺死的有1737人。有資料稱直接死亡人數3000人以上，受傷1萬人以上。據何蜀估計，武鬥激烈時期全市約有1700人死亡。

重慶市1967年7、8、9月三個月完成工業總產值2.4億元，相當於1967年3月的四分之三。1967年重慶市工農業產值25.65億元，較1966年的31.96億元下降19%。從1968年元旦起，因武鬥導致的煤炭生產下降、交通運輸癱瘓，全市被迫實行煤炭憑證定量供應。

外部連結

•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文獻：中共中央關於重慶問題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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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 重慶市公安局史志辦公室，《重慶公安大事記（1949-1997）》，
• 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編，鍾修文主編，《中國共產黨重慶歷史大事記》，重慶出版社，2001年，ISBN 7-5366-5527-4/K·288。
• 重慶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總編輯室編，《重慶市志》，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年。
• 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重慶歷史》，重慶出版社，2016年，ISBN 978-7-229-10497-9。

傳記和回憶錄

• 徐勍，《口舌人生》，重慶出版社，1998年。（文革爆發時作者是重慶市曲藝團評書演員，因反對造反而捲入兩派衝突，曾被武鬥隊綁架關押險遭不測。）
• 王成林，《重慶「砸爛公檢法」親歷記》，自印書，2003年。（文革爆發時作者是重慶市公安局幹部。）
• 周孜仁，《紅衛兵小報主編自述——中國文革四十年祭》，美國：溪流出版社，2006年。（作者是《八一五戰報》主編，曾寫作《大局已定，八一五必勝》。）
• 龍實，《往事（增訂本）》，自印書，2008年。（文革爆發時作者是在重慶建工學院監督勞動的「摘帽右派」。）
• 王開泰，《我當右派22年》，自印書，2010年。（文革爆發時作者是在重慶五一技工學校監督勞動的「摘帽右派」。）
• 譚松采寫，《長壽湖——一九五七年重慶長壽湖右派採訪錄》，自印書，2011年。（書中有近百名原在重慶長壽湖「勞動改造」的「右派」老人的口述。）
• 周孜仁，《一個紅衛兵小報主編的文革記憶》，台灣：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
• 周孜仁，《歲月回望錄 紅衛兵小報主編的家族追憶》，（台灣）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
• 黃榮華回憶、何蜀整理，《我怎麼成了「江青的乾女兒」——原重慶市革命委員會委員、八一五派代表黃榮華自述》，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3年。（文革爆發時作者是重慶長江電工廠工人，曾任廠八一五聯合指揮部常委、重慶市革命委員會委員。）
• 陽增泰回憶，何蜀整理、註釋，《寫給歷史的交待——原重慶八一五派「文攻武衛總司令」自述》，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4年。（文革爆發時作者是重慶朝陽電機廠調度員，曾任重慶八一兵團總部主要負責人、重慶市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常委、八一五派工總部主要負責人、八一五派「文攻武衛總司令」。）
• 黃肇炎，《嘉陵舊夢——一個大學生造反派的成長記憶》，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4年6月。（作者曾任重慶大學八一五戰報編輯。）
• 李木森回憶，何蜀整理、註釋，《親歷重慶大武鬥——重慶反到底派一號勤務員自述》，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文革爆發時作者是重慶江陵機器廠助理技術員，曾任重慶反到底派主要負責人，重慶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
• 李正權，《青春從文革戰火走過》，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4年6月。李正權是重慶反到底派中學生紅衛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