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的失業率
韓國失業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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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旗 | |
首都 | 首爾 |
官方語言 | 韓語 |
面積 | |
• 總計 | 219,155平方公里 |
人口 | |
• 估計 | 51,446,201(27th) |
GDP(PPP) | 2018年估計 |
• 總計 | 3.139 萬億 |
貨幣 | 韓元(KRW) |
截至2021年12月,韓國的失業率為3.7%。[1]其迅速的全球化和民主化。[1] 由於其迅速的全球化和民主化,失業率與大多數經合組織國家相比相對較低。到2021年,情況依然如此。作為亞洲第四大經濟體,該國蓬勃發展的出口有助於將失業率維持在發達國家的低水平。國際勞工組織制定的衡量標準與韓國統計局制定的韓國官方失業衡量標準之間存在一些衡量差異,與嚴格遵守國際勞工組織制定的標準的其他國家相比,這些差異導致了失業率的膨脹。
韓國對失業的官方衡量與國際勞工組織制定的國際標準略有不同,這可能使失業率向不同方向傾斜。
失業的定義和測量
2018年,韓國失業率達到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最高水平,達到4.4%。[1]到2021年底,這一比例降至3.7%。[1] 這與前20年的增長率一致。
韓國的失業率是由韓國統計局統計的。大韓民國用
於數據收集的官方「失業人員」的定義是15歲及以上的人:
1. 在參考周內沒有工作
2. 在過去四周內曾積極找過工作
3. 能夠在參考周內立即開始工作。[2]
這一定義是根據國際勞工組織(勞工組織)建議的定義,使大韓民國的失業率可以與世界其他國家的失業率進行比較。
大韓民國失業率的定義是失業人員在經濟活動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
失業率=(失業人數/經濟活動人口)× 100 [2]
「經濟活動人口」(就業人口+失業人口)超過15歲。相比之下,「非從事經濟活動」人口是指年齡在15歲或以上、在統計調查參考期內既未就業也未失業的人口。[2]
歷史與發展
自20世紀60年代經濟快速發展以來,韓國的失業率一直很低[3]。經過20世紀80年代末的民主化進程,韓國的勞動參與率急劇上升,因此失業率下降。從20世紀80年代到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失業率平均約為2.3%。[4]1998年外匯危機時,失業率飆升至7%,達到149萬人。相比之下,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對韓國的影響微乎其微,失業率從3.16%上升到3.64%。[1]2008年至2013年,失業率保持相對穩定,平均為3.4%。[1]截至2021年12月,該比率為3.7%,與前20年的平均水平一致。[1]
韓國失業率
截至2019年4月,韓國的失業率為4.8%,即119.7萬人。[1]
原因
經濟表現
1953年,韓國通過了《勞工標準法》,以保護工人的權利。儘管如此,最低工資直到1986年才得到規定。2001年最低工資提高了16.8%,2018年又提高了16.4%,達到每小時7530韓元(7.03美元)。最近一次是在2019年1月上調至每小時8350韓元(7.46美元)。這被認為導致了許多不同行業的低薪工作的減少。[5]製造業的工作崗位在一年內減少了17萬個。建築業裁員1.9萬人,零售業裁員6.7萬人。隨着很多企業利用提高最低工資來削減因勞動力成本上升而導致的各種傳統低薪崗位,失業率也隨之上升。代表國內許多小企業的遊說團體發表聲明說,他們不會接受最低工資的提高,因為他們需要裁員來盈利。[5]截至2021年,這些影響已經消失,最低工資的上漲對就業沒有明顯的影響。[1]
外包
外包是通過合同從外部供應商處收集貨物。2015年,韓國臨時外包合同工的比例為22%,是經合組織平均水平的兩倍。在這些制度下,工人的收入是普通雇員從事類似工作的54%。[6]此外,有一個關鍵的擔憂是,目前的勞動保護機制不能保護這些新型工人。[7]這一點,再加上一旦任務完成,合同就會終止的想法,極大地導致了調查期間失業率的不斷上升。
外包還包括將業務轉移到海外。韓國最低工資的持續增長促使企業將工廠遷往海外工資水平較低的國家,以節省成本。[8]這就是所謂的「宏觀經濟內部化理論」。三星電子最近出現了「技術空心化」(技術空洞化)和「技術脫節」(技術斷裂)現象。[8]「技術空心化」被定義為一種情況,即技術創造過程的關鍵部分無法在國內獲得。「技術中斷」是指在國內境內有特定的技術或人力,但沒有這種信息的繼承者,從而終止了技術產品的執行。三星最近製造了大量的媒體報道,將其外包到中國,那裡的工人工資更低,工作時間更長。[9]這種外包的結果是,三星和其他大型生產公司的生產線上的勞動崗位不斷減少。[8]
技術
在國際機器人聯合會(IFR)的機器人密度排行榜上,韓國位居榜首,每萬名員工擁有631台機器人。例如,韓國最大的零售商之一樂天百貨公司(Lotte Department Stores)最近建立了一個技術驅動的櫃檯服務系統,取代了銷售人員。[6]這些工作的自動化迫使工人從事尚未自動化的工作,這使得就業競爭非常激烈。對於不需要資格的工作,比如基本的接待工作,可能有一個4500人的職位空缺。[6]
儘管韓國工作場所的技術進步很快,但據報道,2019年1月,ICT行業僅在該月就增加了94,000個新職位空缺。[10]
性別不平等
許多關於性別不平等的做法導致了韓國勞動力中女性失業率的上升。就業歧視、私營部門的政策,以及國家和私營政策所強調的女性在雇員關係中缺乏議價能力,都是造成失業率的原因。[11]2010年,韓國的就業性別差距在34個經合組織國家中排名第三,25歲至65歲的女性就業率為62.3%。[12]經濟學家將這種巨大的差距歸結為傳統的儒家信仰在韓國社會中仍然根深蒂固,在那裡,家庭是一個人生活中最重要的方面。[13]這種信念助長了勞動力中持續的性別隔離。再加上缺乏托兒中心,工資談判困難,以及已經存在的性別工資差距,韓國女性嚴重就業不足。[14]
高等教育偏好
韓國是世界上受教育人口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15]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合組織)的數據,大韓民國25-34歲的人中約有70%完成了某種形式的高等教育。[16]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21世紀頭十年中期,該國的高等教育率已經增加到原來的五倍。[17]韓國頂尖大學的畢業生絕大多數在政府、商業和工業中擔任高級職位。[18]然而,這種對學習的投入扭曲了失業率,因為許多年輕人因為決定繼續上學而在技術上失業。韓國教育系統的激烈競爭促使一些學生每天在學校學習超過16個小時,課前和課後課程被稱為補習課程(學院)。[19]因此,同時就業的學生很少,這大大增加了失業率。
測量的差異
統計廳統計的韓國失業率的方法與經合組織(OECD)其他國家的方法略有不同。韓國的「非經濟活動」人口被認為隱藏了大量按照國際勞工組織的標準受僱的個人,而不是韓國官方的測量系統。[20]15歲以上既未就業也未失業的個人、主要充當照顧者的家庭主婦、在校學生和志願者被納入「非經濟活動」人口,不計入官方失業率。
在考慮「無薪家庭工人」時,會出現很大的差異。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標準,每周工作超過一小時的無薪家庭工人被歸類為受僱工人。然而,韓國官方的衡量標準將只考慮那些每周工作超過18小時的無薪家庭傭工。[2] 在這兩個測量值之間存在17小時差異的個人被歸類為韓國的「非經濟活動」人口。如果按照國際勞工組織的計算將無薪家庭工人包括在內,失業率將下降約0.1%,就業率將增加約0.4%。[20]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標準,正在等待公司分配任務的個人,不是立即工作的季節性工人或處於類似情況的個人被認為是受僱的,這取決於他們工作的具體公司。然而,在大韓民國,這些情況下的所有工人都被認為是失業的(2008年有4000人)。[20]
在韓國,「求職」的定義也不同。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規定,個人在考慮其就業狀況時,如將「上學」或「接受高等教育」或「取得專業資格」列為求職活動,即屬「積極求職」。然而,大韓民國將這些人定義為「不從事經濟活動」,人數約為60萬人。[20]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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