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德国对波兰的最后通牒
1939年德国对波兰的最后通牒，是指纳粹德国在1939年8月对波兰发布一份包含16项要求的和平提案，并在1939年8月31日由德国广播电台播出。德国宣称这些要求已经被波兰拒绝，但这并不是事实。这份提案和同一天发生的对格莱维茨电台袭击的袭击一样，都是为他们已经决定对波兰的入侵找借口。
背景
1939年8月23日，德国和苏联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但一份秘密的附加协议将东欧中部划分为德国和苏联的势力范围。这就是德国在9月1日对波兰发动战争的理由。苏联也在9月17日趁机占领波兰东部[1]。
1939年8月29日，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拉告诉英国大使内维尔·韩德森，他准备重新与波兰进行谈判，但要求波兰派一个全权代表在24小时内赶趁柏林[2]。波兰和英国本来都有谈判的意愿[3]。但因为希特拉的无理要求，英国政府故意拖延，等到期限过才把它送到华沙。8月31日晚上，德国外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把16项要求宣读韩德森听，却不肯给他文件，违反所有外交惯例。由于没有波兰代表在席，这份通牒形同作废[2]。直到第二天中午，波兰大使约瑟夫·利普斯基才出现在德国外交部，并寻求与里宾特洛甫会面。他等了五个小时才进去，结果被里宾特洛甫告知，他没有希特拉要的谈判资格，里宾特洛甫简单地将他打发走，并告诉他会把这件事报告给 “元首”。就这样，德波关系中断[4]。
而就在当日的广播中，希特拉宣布他已经在1939年9月1日对波兰开战[4]。
16项要求
- 由于其纯粹的德国特质和其人口的一致意愿，但泽自由市应立即归还给德意志帝国。
- 被称为波兰走廊的领土，也就是以波罗的海和从马林韦德到格劳登茨、库尔姆、布龙贝格（包括这些城镇）的线为界，然后朝西向绍恩兰克延伸的领土，应该由自己决定是否加入德意志帝国还是留在波兰。
- 为此，应在该领土举行公投。所有在1918年1月1日或之前居住或出生在该地区的德国人，以及所有在该日或之前居住或出生在该地区的波兰人、卡舒比人等，均有权投票。被驱逐出该领土的德国人应返回该地区登记投票。为了确保公正的公投，并保证公投的必要和广泛之准备工作正确进行，应立即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四个大国，即意大利、苏联、法国和英国任命的成员组成，类似于与萨尔公投有关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应在该领土行使主权权利。为此，该领土应在商定的最短时间内撤离波兰军队、波兰警察和波兰当局。
- 波兰定居点范围内的波兰格丁尼亚港不包括在该区域内，但原则上被承认为波兰领土。
- 为留出充足的时间进行公投的必要和广泛之准备工作，该公投不得在十二个月的期限前举行。
- 为在该期间确保德国与东普鲁士的通讯线路和波兰通往海洋的通道不受限制，应选定某些道路和铁路线，以便畅通的运输。在此情况下，只能征收维护通讯线路和进行运输所必需的税收。
- 该领土的划分应由投票的绝对多数决定。
- 为在公投之后（无论结果如何）确保德国与但泽-东普鲁士大区的无限制通讯，以及波兰通往海洋的通道，如果该领土因公投结果归还波兰，德国应获得一个从比如说比托到但泽或迪尔沙乌的境外交通区，用于建造德国汽车公路（帝国高速公路）和四轨铁路。汽车公路和铁路的建设应该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即不影响波兰的通讯线路，亦即是说，其应是架空或地下建筑。该区域的宽度应为一公里，并应为德国领土。如果公投的结果对德国有利，波兰应享有与德国相同的权利，建造一条境外的道路和铁路连接，以确保其自由和无限制地通往其格丁尼亚港。
- 如果波兰走廊归还给德意志帝国，后者宣布自己准备与波兰安排人口交换，只要走廊的条件适合，即进行这种交换。
- 波兰在但泽港内所主张的任何特殊权利都应该以平等的基础进行协商，以换取德国在格丁尼亚港的平等权利。
- 为了避免双方产生任何威胁或危险感，但泽和格丁尼亚从此将具有纯粹的商业性质；即，这些地方都不应该配备军事防御或要塞。
- 根据公投的结果，埃拉半岛将被分配给波兰或德国，无论如何，该半岛也应该解除武装。
- 德国政府对波兰人对待少数民族的方式提出最严重的控诉，而波兰政府则认为自己有权对德国提出控诉，双方同意对所有关于经济和个人损害，以及其他恐怖主义行为的控诉进行调查。德国和波兰承诺赔偿自1918年以来在双方所造成的任何经济损失和其他不法行为；和／或撤销所有没收或以其他方式完全赔偿这些和其他侵犯经济生活的相关人士。
- 为让留在波兰的德国人和留在德国的波兰人摆脱被剥夺国际法利益之感，尤其是让他们确信不会被迫参与或提供与他们的民族信念不相容的行动和服务，德国和波兰互相同意通过最全面和有约束力的协议来保障他们各自的少数民族权利，目的是保证这些少数民族保留、自由发展和培养他们的民族风俗、习惯和传统，特别是为这个目的，给予他们认为必要的组织形式。双方承诺不将少数民族的成员征召入伍。
- 如果根据这些提议达成协议，德国和波兰宣布己方准备立即下令和执行他们各自武装部队的裁军。
- 为加快执行上述协议所需的任何额外措施，都应该由德国和波兰互相协商[5]。
评论
1959年，历史学家卡尔·迪特里希·埃德曼认为，波兰在《凡尔赛条约》带来的不利局面下，没有对需要解决的问题做出合理的让步。这使得它在面对德国对其主权和独立的侵犯时，失去了道德上的优势。相对地，历史学家克劳斯·希尔德布兰德指出，德国提出的谈判只是为了安抚国内民众的一个借口。它早就决定要发动战争了[2]。按照赫尔曼·格拉米尔的看法，16项要求根本不是谈判的基础，而是要让它们谈判“破裂”[6]。彼得·隆格里奇也强调了16项条款的“纯粹宣传性质”，因为德国人在发动入侵之前，没有让波兰或英国方面对其发表意见的机会[7]。
参考文献
- ^ Donald Cameron Watt. How War Came. The Immediat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1938–1939.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9: 518–526 （英语）.
- ^ 2.0 2.1 2.2 Klaus Hildebrand. Das vergangene Reich. Deutsche Außenpolitik von Bismarck bis Hitler.. Oldenbourg, Munich. 2008: 696 （德语）.
- ^ Gerhard L. Weinberg. Eine Welt in Waffen. Die globale Geschichte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Stuttgart: DVA. 1995: 58 （德语）.
- ^ 4.0 4.1 Horst Rohde. Hitlers erster „Blitzkrieg“ und seine Auswirkungen auf Nordosteuropa. In: derselbe, Klaus A. Maier et al.: 《德國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Bd. 2: Die Errichtung der Hegemonie auf dem europäischen Kontinent.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79: 79–158, 90 （德语）.
- ^
前文有一个或多个句子包含现时处于公有领域的内容：Documents Of Events Preceding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German Foreign Office, Berlin and German Library of Information, New York. 1939: 486–488 （英语）.
- ^ Hermann Graml:. Europas Weg in den Krieg. Hitler und die Mächte 1939. Oldenbourg, München: Quellen und Darstellungen zur Zeitgeschichte. Bd. 29). 1998: 301 （德语）.
- ^ Peter Longerich. Hitler. Biographie.. Siedler, Munich. 2015 [2024-02-1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4-02-16） （英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