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分中国
瓜分中国（英语：Scramble for China）又称瓜分清朝、瓜分风潮，是指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取得租借地等一连串事件，使得中国一度几乎陷入瓜分之局。
19世纪初时，清朝国内几乎没有受到欧洲列强的影响，当时清政府只允许西欧各国在广州与中国进行任何贸易，即一口通商。但随着19世纪欧洲军事技术的发展，这种平衡被打破，外国人逐渐聚集在衰落的清帝国周围。在鸦片战争中获胜的英国等列强一开始只是要求中国开放多口通商、协定关税、治外法权、划定租界等外交权利，但随着1895年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战败、与大日本帝国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中国被形容为东亚病夫，列强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的野心迅速膨胀。[1][2]
1896年，俄罗斯帝国以迫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有功，诱迫清政府签《中俄密约》，内有将东三省的铁路（东清铁路中东线）修筑和经营权给俄国、战时开放使用港口等条件，在此之后引发列强争相迫使清朝划出势力范围、租界与租借地的事件，但因引发列强之间矛盾，美国提出要求保持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各国利益均沾的门户开放政策而终止。相比之下，大约发生在同一时期的瓜分非洲事件导致列强瓜分了几乎整个非洲。
划分势力范围过程
到1899年，东三省、山东省、长江流域各省、福建省、粤桂滇琼四省，分别成为俄、德、英、日、法势力范围，包含了中国大部分领土。
德意志帝国
1897年11月，山东发生“曹州教案”，德国出兵占据胶州湾和胶澳（今青岛），隔年迫使清廷签订《胶澳租借条约》，德国取得胶州湾99年的租期、铁路修筑权以及采矿权等。
俄罗斯帝国
1898年3月27日，俄国佯称助清抗德而将军舰驶入旅顺，事后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旅大租地条约》，把军港旅顺、商港大连湾租借给俄国25年。5月7日，再次迫使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续约》，取得东清铁路南满线的修筑经营权。
大英帝国
英国与清政府分别于1842年8月29日签订《南京条约》、1860年10月24日签订《北京条约》，将香港岛与九龙半岛南部永久割让予英国。1898年6月9日，英国与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取得新界99年租约。1898年7月1日，俄国租借旅顺和大连后，英国为抵制俄国，再与清政府签订《订租威海卫专条》，将威海卫及附近沿岸10英里内的地方租给英国，租期与俄国租借旅大期限相同为25年。亦要求清政府长江流域等不得让予他国，并请建多条至长江流域的铁路。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1898年3月，要求清政府不得将云南、广东、广西等省让与他国，并承建法属越南至云南昆明的铁路。1899年11月6日，法国与清政府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将广州湾划为法国租界，租期99年。
大日本帝国
甲午战争后，因《马关条约》取得台湾、澎湖后，1898年亦要求福建不得让予他国。
意大利租借三门湾遭拒
瓜分风潮期间，实力相对较弱的意大利也希望获得“大国”地位，于1899年模仿其它列强要求清政府租借浙江的三门湾作为其海军停靠的地方以及加煤站，试图将浙江变成其势力范围，甚至向中国递交了最后通牒，引发三门湾事件。这个欧洲二流国家派出了“马可波罗”号等三艘军舰来到中国东南沿海，向中国进行武力施压。但清政府以强硬姿态严厉拒绝了其要求，并做好了军事准备，包括派出海军进行巡逻。意大利军舰在中国沿海一带伺机下手，但面对强势的清朝海军，最终不得不离开。在军事和外交双重压力下，意大利只好放弃了对三门湾的租借要求。之后意大利代表为了挽回其颜面，软化语气试图仅向清政府提出非常有限的要求，但仍然以彻底失败告终。意大利在此事件中一无所获，对意大利来说是一场重大外交失利。这也是自甲午战争后清朝海军面对西方列强的首次胜利。据报道称在三门湾事件发生前丹麦等二流国家也曾准备向清政府提出类似的租借要求，但终究未再提出。[3][4][5]
门户开放政策
美利坚合众国
1898年，美国在美西战争中，打败西班牙王国取得西属菲律宾，势力进入东亚。但中国大部分领土已被列强划入势力范围，使美国政府感到在中国利益受到了威胁，于是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向各国发布照会，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起初各国并没表示赞成，但英国同意之后，其他各国亦相继同意。
1899年，美国再次照会各国提出保持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保护各国条约及公法上的权利、保障各国在华的商业平等的原则。7月，海约翰宣布各国原则上同意这项决定，但各国仍在铁路权、采矿权、贷款、对外贸易口岸等问题上与中国谈判，而中国则暂免了瓜分之祸与其后的战争风险。
美国提出这样的政策后，列强的共识一直持续到军阀割据的民国时期，1921年11月11日至1922年2月6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华盛顿会议，其中九国公约再次确认此政策[6]。
影响
门户开放政策虽使中国免于瓜分，但中国长期受列强欺辱，使地方产生强烈的仇外心理，成为义和团事件的导火线。而掌握清政府大权的慈禧太后借义和团排外，于1900年6月21日以光绪名义向十一国宣战，引起八国联军之役。
对此，清末发行的《国民读本》的“国耻”一节中有如下描述：“言雪耻矣，虽然欲雪耻，必先知耻。胪举各耻，为少年告焉。一失地之耻，中国疆域东迄辽海，北至外兴安岭，西尽天山，今则俄之疆土日辟而南，中国之辽东无东海疆...各口岸之租界，既归外人自治，又与割地无异。甚且有瓜分全地之议矣，可耻哉...”。随后的“爱国”一节中则称：“国民爱国之心厚则其国强...我中国之立国开化如是其古也，四万万同胞之助如是其众也...我中国为礼义之邦，忠义如林，若而人者当迸之四夷勿使污我中国土可也。”[7]
参考文献
引用
- ^ The Scramble for China: Foreign Devils in the Qing Empire, 1832-1914. Royal Pavilion & Museums. 2015 [2024-03-25]. ISBN 978818424683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4-03-25）.
- ^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The Missionary Herald, Volume 94. Board. 1898: 256.
- ^ 梁二平. 中國古代海戰史.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2022: 372. ISBN 9789620449000.
- ^ Nield, Robert. China's Foreign Places: The 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 in the Treaty Port Era, 1840-1943.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195. ISBN 9789888139286.
- ^ Andornino, Giovanni. Italy’s Encounters with Modern China: Imperial Dreams, Strategic Ambitions.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58. ISBN 9781137290939.
- ^ 《中华民国高级中学历史教科书第三册》，1996年8月第12版，国立编译馆
- ^ 庄俞,蒋维乔. 中国近现代教育资料汇编1900-1911（第二册）. 海豚出版社. 2015: 338–343. ISBN 9787511026880.
来源
- 酒巻贞一郎. 支那分割論. 启成社. 1913年 （日语）.
- 中岛端. 『支那分割の運命』とその周辺 (一) : 一アジア主義者の選択. [2015-07-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12-19） （日语）. ‘支那分割の运命’とその周辺(二) : 一アジア主义者の选択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日语）
- 内藤湖南. 支那論. 1914年. ISBN 978-4168130038 （日语）.
- 山路爱山. 支那論. 民友社. 1916年 （日语）.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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