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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清史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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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清史学派（英语：New Qing History），狭义的新清史提法源于美国，是1990年代在美国汉学及历史学学界兴起的一股学术潮流与松散流派，而广义的新清史概念被认为注重以及宣扬清朝的满洲特性等问题[1]。

2010年北京举行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会议之后，中国大陆学者对新清史的回应开始变得政治化[2]。2015年，围绕着如何看待新清史，中国历史学界展开了争论[3]。

新清史学派和旧清史学派存有分歧的原因，在于清史牵涉到理解现代中国的主权、领土、文化等等问题的本质[4]。新清史学派重新让学者们意识到了满文、蒙古文、藏文文本研究的重要性[5]，以族群、边疆等视角和新的理论框架来重新审视清代历史[1]。但也被中国学者认为有“潜在的分裂国家的意图”[2]，由清史学家戴逸主编的《清史》也因部分编者编撰内容受新清史影响的原因未获过审[6][7]。

背景

过去，中国史学界与舆论对清朝有许多负面评价，主要受清末革命宣传反满，及将近代中国衰落的关键归咎于明清海禁、闭关自守以及箝制思想等因素的影响[8]。1967年，美籍华人史学家何炳棣在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的一个小组会议上，发表“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9]。同年，何炳棣与邹谠合办一个为期十天的大型中国问题国际研讨会，讨论中共政治与国际问题，并论述中国的历史传统。何炳棣以《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为基础，将讨论的时段扩及整个中国历史，题为 “Salient Aspects of China’s Heritage”(《中国历史遗产的几个值得思考的显著特色》) ，分析中国具有现实意义的历史遗产。何炳棣从兴与衰的对立面讨论清代的重要性以及其局限，并延伸出传统中国制度与儒家文化解体的议题，这次发言得到汉学界的普遍认同[10]。

在新清史这个概念被提出之前，美国学界关于中国史研究这一“族群转向”思潮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40年代。以魏特夫为代表的学者通过对契丹辽朝的研究，认为征服王朝的统治者总是在其全部历史中保持着特权地位，而不会被汉化。但这种观点在20世纪60—80年代受到以芮玛丽、列文森等为代表的汉化史观的批评而趋于弱化，后者则流行一时，成为显学。到1980年代以后，由于满蒙等非汉文史料的获得和使用，并受傅礼初、法夸尔及后来的巴菲尔德等内亚史家的影响和启发，以柯娇燕、罗友枝等为代表的美国学者更加关注女真一满人在清代历史上的主体地位，并修正以芮玛丽为代表的汉化史观[11]。随着更多学者的加人及其著述的发表，这一思潮要比魏特夫时代对契丹辽朝的研究更具持久性，且声势浩大[12]。

兴起

新清史论争始自1996年罗友枝当选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主席时的就职演讲: “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再观清代: 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罗友枝不同意何炳棣对清廷“汉化” 问题的论断。他认为清王朝能维持近三百年的统治的关键，主要原因不在于“汉化”，而在于他们在不同地区采取不同文化政策。透过整合各种不同语言，信仰不同宗教，维持不同文化的民族和地区，清朝统治者将帝国打造成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因此，能有效地处理与内陆亚洲蒙、回、藏、维等非汉族的关系，从而能良好有效地统治清帝国[13][14]。

1998年6月，《国际历史评论》（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出了一期讨论清朝帝国主义的专号（Special Issue on Manchu Imperialism）。不久之后，“新清史四书”《清代宫廷社会史》、《半透明之镜》、《满与汉》、《满洲之道》陆续出版[8]，“新清史”学派逐渐成形[15][16]。2004年，卫周安在 《激进史学评论》（Radical History Review）全面评述“新清史”，“新清史”学派正式成形[17]。

何炳棣认为罗友枝的批评漏洞百出，1998年与罗友枝在同一份学报《亚洲研究学报》上进行辩论，发表《捍卫汉化：驳斥罗友枝的〈再观清代〉》一文[18]。 何炳棣的文章以极大篇幅论述汉文化及汉化发展历史的各个方面，并讨论非汉族政权如何采用汉化政策，统治以汉族为主的中国。何炳棣说，国际学界依据汉文化的内涵和成就的丰富所作的总体评价是中国文明“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文明都广博和复杂”[19]。

争论核心

从1980至1990年代，美国学者通过对满语文献档案的研究，从非中原观点评估清朝，翻转对清朝的负面评价[20]。

1990年代中叶的何炳棣-罗友枝论争，成为新清史学派诞生的标志性事件。[21] 论争中，何认为满人汉化，是满人能成功统治中国的主要原因，而罗则加以反驳，认为满人的成功来自能交替运用中华儒家文明及中亚游牧文明等不同统治模式精明地操纵他们的臣民。[21][22]

新清史学者提出两个主要问题：

  1. 少数的满人如何能统治广大且复杂的中国？
  2. 由满族所建立的王朝对于中国历史论述的影响为何？

由于新清史尝试以少数民族的观点出发，特别强调运用满文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档案的重要性[23]。

受“新清史”的影响，亦出现了“新明史”一词，主要内容为从少数民族或内亚的视角来研究明朝的历史。[24]

内容

新清史学派，试图从“中华”和“中亚”两种不同帝国的视角来研究清史，对传统清史研究作出“新修正”，将其视角从传统中国历史书写范式对“汉化”和“朝贡体系”的专注中转移至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中，反对“汉族中心主义”对中国古代历史书写的影响。新清史比起一般中国史观更重视满文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史料的解读与应用，强调对清朝治下汉族以外的中亚各民族（如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及回族等）历史作研究，以及强调满族统治者与这些民族、地区的互动的历史[25]。

清朝皇帝具备汉人天子、蒙古人的可汗及藏人的文殊菩萨、转轮王等多重面貌，呈现出清帝国的“内亚性”[22][26]。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信奉藏传佛教的藏人和蒙古人此前同样视明朝皇帝（可汗）为文殊菩萨、转轮王化身，直到清初以后清朝皇帝才取代明朝皇帝成为文殊菩萨圣主、转轮圣王[27]。与此同时，除蒙古人、藏人对清朝皇帝的博格达汗、文殊皇帝称呼外，藏人等族群亦称呼清朝皇帝为中国皇帝，如1856年的《藏尼条约》中的序言中藏人和尼泊尔人均表示“按历来所载，礼敬中国皇帝，如前无异”[28][29][30][31]。中亚穆斯林族群（如新疆维吾尔人及浩罕汗国等）也将清朝皇帝称为“中国皇帝”（Khāqān-i Chīn，又译“中国可汗”）[32][33]。

代表学者

有代表性的新清史学者包括罗友枝（Evelyn Rawski）、欧立德（Mark C. Elliott）、柯娇燕（英语：Pamela Kyle Crossley）（Pamela Kyle Crossley）、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濮德培（Peter C. Perdue）、路康乐（Edward J. M. Rhoads）和傅雷（Philippe Forêt）等。

影响与批评

一些中国学者如李治亭对新清史作出批评，李治亭甚至称新清史为旨在分裂中国的“新帝国主义史学”[34] 。

然而，相关新清史学者近年来多次前往中国进行交流演讲，或在网络或报刊杂志上撰文，说明新清史内部主张的差异，并澄清新清史实为学术理论并无政治阴谋，不同与二战前日本学者主张的满蒙非中国论，从未主张清朝非中国王朝[35]。欧立德也对李治亭的一篇点名针对他的文章作出回应，批评一些中国学者反应过度、将史学直接简单地等同于政治以及断章取义[36]。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副教授刘文鹏说：“（新清史派）将清代历史仅仅归于满族的历史，忽视汉族的思想、文化在整个中国中的主体作用，甚至走到清朝不等于中国的极端上去，显然也有违于历史的真实。”

欧立德对此作出回应：“据我所知，无论是我，柯娇燕（英语：Pamela Kyle Crossley）、罗友枝还是濮德培，没有人这么说，恐怕这是一种误解。”他亦曾经表示，清朝乾隆帝的其中一个成就是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37]。

欧立德在演讲中说：

欧立德亦指出，正是清朝将“中国”的定义从“中原地区”转变成“国家主权”的概念，并且认同历史学博士黄兴涛所说的“康雍乾之后的中国，是被清帝、满人、汉人等其他族群共同认同并加以再造过的中国”[39][40]。

中国历史学者袁剑认为，“新清史”在中国国内形成巨大影响的主要有三个原因[41]：

  1. 中国学界主流往往将基于中华中心主义的传统历史王朝谱系论述视为理所当然，在面对“新清史”的区域化和解构式研究时十分不适应。国内对于清史及近代史的元命题与新清史学派的元命题彼此不合拍。中国的清史尤其是晚清史的叙述隐含著现代性叙述和“民族复兴”的号召在里面，语境往往位于革命包装之下，而“新清史”不会有这个问题。二者的元命题出现一种对抗；
  2. 中国对“新清史”著作的引介并不完整全面，导致“新清史”往往会被设想为仅仅跟历史和当下的中国边疆问题相关，进而引起强烈的回应。在这种语境下，“新清史”往往被等同于“分裂史”，袁剑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引介不完整所导致。中国学术界介绍的新清史都是关于民族的和边疆的问题，而忽略掉其中研究环境问题、外交等问题的著作，给一些人造成了错误的印象，导致将“新清史”等同于“民族分裂史”或“边疆解构史”；
  3. 中国学界在对“新清史”进行更具学理性的回应之前，未对美国“新清史”产生的语境与学科互渗特征有深入的认知，因此往往未能在同一个层面上形成有力回应。不了解前因后果，仅就“新清史”本身做一个批判。

主要著作

  • 柯娇燕（英语：Pamela Kyle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中文版：《半透明镜：清帝国意识型态下的历史与认同》（台湾远足文化2024）
  • 欧立德,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Philippe Forêt, Mapping Chengde: The Qing Landscape Enterpris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中文版：《图解承德：清代的景观营建》（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
  • Jonathan S. Hay, Shitao: Painting and Modernity in Early Qing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中文版：《石涛：清初中国的绘画与现代性》（台湾石头出版社2008）
  • Laura Hostetler,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 Susan Mann,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中文版：《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 米华健、Ruth W. Dunnell、欧立德、and Philippe Forêt (eds.),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London: Routledge, 2004.
  • 米华健，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中文版：《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
  • 濮德培,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中文版：《中国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欧亚与蒙古帝国的最后挽歌》（台湾卫城出版2021）
  • 罗友枝,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中文版：《清代宫廷社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 路康乐, Manchus &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中文版：《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 Angela Zito, Of Body and Brush: Grand Sacrifice as Text/Performance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参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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