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团结运动
大同团结运动（日语：大同団結運動／だいどうだんけつうんどう），是明治中期日本(1886－1891)自由民权运动的一个阶段。为了准备帝国议会的开设，自由民权运动各派企图团结一致。
经过
自由民权运动是，以板垣退助担任党主席的自由党和大隈重信担任党主席的立宪改进党为中心。然而，自由党由于党内不满派的爆发和政府的压迫，于1884年解散，而立宪改进党则处于休止状态。虽然活动家中有一些人被关押为政治犯，但在1885年10月，提前一步出狱的星亨成为核心，图谋重组旧自由党成员[1]。
1887年7月，对政府的条约改正交涉（鹿鸣馆外交）的反对运动爆发，星亨以此为契机，除了改变外交政策外，展开进一步要求地税减轻和言论集会自由的运动。1887年9月2日，根据有志恳谈会的协议，发动全国三大事件建白运动。曾是旧自由党干部的后藤象二郎牵线下，星亨和片冈健吉，与首相伊藤博文会面。然而，12月26日，保安条例颁布[2]，建白运动被迫中止[3]。
在建白运动中止后，自由民权运动再次计划进军帝国议会。1889年2月11日，大日本帝国宪法发布大赦，政治犯获得释放和恢复权利。为即将到来的总选举做好准备，运动更加活跃，但同时，党派之间也出现了分歧。1889年4月，星亨前往欧洲留学，直到帝国议会开设前不在日本。此时期，旧自由党一分为二，河野广中的政社派，与大井宪太郎的非政社派：
- 政社派 - 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总选举，拟组建新党作为政治结社的母体。由河野广中领导。地理上，这一派主要来自西日本和东北地区。
- 非政社派 - 立宪改进党派已经退出，因此现在不应考虑组建新党，应该寻求自由党的再兴。由大井宪太郎领导。在地理上，这一派主要来自关东、中京近边。
此后，有传言称后藤象二郎将加入政府，内部对于后藤的去留产生了分歧（后来，后藤于3月22日担任黑田内阁的递信大臣）。为了实现大同团结，全国委员召开会议，4月28日会议开始，但政社派和非政社派争论激烈，后来非政社派缺席了会议，河野试图与大井直接谈判，但未能解决问题。5月10日，终于分裂，大井派成立了大同协和会，而河野派成立了大同俱乐部。大同团结运动分裂为两个部分[4]。
分裂后，两党竞相扩大势力，进行候选人选择和宣传等工作。同年8月，再次爆发条约改正反对运动（外国人司法官任用问题），两党都参与其中，并暂时与其他派系合作。但随著运动结束，两党之间的敌对关系复活。
在这一时期，前主席板垣退助退居故乡土佐，但在条约改正反对运动结束后，两派之间的对立再次爆发。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板垣发表了一份呼吁停止政治斗争、团结同志的慷慨文。同时，板垣也在考虑再次主导重组自由党，但这个构想对于早已宣扬自由党重兴为目标的大同协和会（非政社派）来说，非常方便，但对于以新党成立为目标的大同俱乐部（政社派）来说，会失去对板垣这一名字的竞争优势。11月11日，大同协和会主动派遣大井本人，而大同俱乐部派遣山际七司前往高知拜访板垣，分别劝说。板垣同意了大井的说法，并于12月17日在大阪宣布为了重组自由党旧友而召开大规模聚会。大同俱乐部则对此进行了回应，公开了板垣已与大井会面，并明确宣布了自由党的重兴[5]。
12月15日，板垣带领直属运动家（即所谓的土佐派）抵达大阪。与此同时，大同俱乐部和大同协和会的成员也聚集在大阪。两党的成员都与板垣会面，板垣针对自己过去的言行进行解释，称其仅是表达了个人意见，或是联络不顺利等等。在被问及团结后的方向时，板垣于18日发表了以下回答[6]：
这是两派主张的折衷案，然而，两派都没有顺从这一建议，终究还是分裂。19日，板垣主办了大规模聚会，但大同协和会未出席，反而另外举办了一场独立的聚会，并于21日独自成立了新政党自由党（事实上是党名更改）。而大同俱乐部则参加了板垣的聚会，但在随后的临时大会上否决了更名为爱国公党的提案。既然大井派已经与板垣背道而驰，板垣直属的运动家（土佐派）便独立组织了爱国公党[7]。
尽管一度陷入停滞，但在1890年，帝国议会成立后，三派合并的动向出现。5月14日，首次三派干部进行联合会议。6月3日，三派共同组建庚寅俱乐部。7月1日，第1回众议院议员总选举。各党分别参选，但自由民权势力（民党）占据议会的过半数。选举后，九州地区在独自进行活动，确保了在议会中的地位的九州联合同志会也加入了合并的行列，到了8月，以上四派相继解散，9月15日举行了立宪自由党的成立典礼，团结大同的目标实现了，为应对第1回帝国议会做好了准备[8]。
此外，原本还有另一大政党立宪改进党最初也参与协议，但由于党的章程没有包含"改进"这个词，难以接受，因此退出，决定单独参加初期议会。1898年，才实现自由、改进两党合并。
参考
注脚
书目
- 升味准之辅. 新装版 日本政党史論 2. 东京都文京区: 东京大学出版会. 2011-12-15. ISBN 978-4-13-034272-8 （日本语）.